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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建国初期在韩桥煤矿工作往事

从1951年11月至1958年6月,我在贾汪韩桥煤矿工作7年多,在那个激情燃烧的火红年代,度过了我最美好的青春年华,见证和参与了贾汪煤矿在建国初期的发展与变化。时过境迁,不觉已有60多载,但想起当年在矿井工作、学习等往事,仍令人神往,让人怀念。

一、初进韩桥煤矿

新中国建立后,百废待兴,处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各行各业都急需建设人才。作为江苏省的“煤都”,贾汪煤矿更是如此。1951年10月,徐州市人民政府决定从失业失学的青年中招收工作人员400多名。经政治审查后,先进行岗前培训,然后经考试录取,我非常有幸地成为其中一员。

被录取的学员暂住在市工人文化宫附近大马路旁的一所平房大院里。学员先整队去中山堂听取市领导的形势与任务报告。然后回驻地分组讨论、消化。结业后,学员分配到有关单位,贾汪煤矿属于大型企业,分配的人数较多,有80人,1951年11月20日,由贾汪煤矿派去参加办学的两名干部带至矿上,我被分配至韩桥井工作。我一生的前途和命运也因此改变。

当时,贾汪煤矿下属单位有夏桥井、韩桥井、土木工区、钻探队、机厂、工人学校和机关科室。我与郑玉明、张文敏、纵念彬、魏新风等9人分配到韩桥井,到达韩桥井后,受到井领导的热情欢迎,井长王明敖亲自接见了我们,并分配了工作。我与张文敏(后升任山东省兖州矿务局纪委书记)分配到采煤爱国三队作井下原始记录员。

随着煤炭生产的不断发展,1953年1月30日,夏、韩两井分别改成夏桥煤矿和韩桥煤矿。

二、担任采区原始记录员

1948年11月8日,贾汪地区获得解放。贾汪煤矿经过恢复整顿,主要是夏桥井出煤,韩桥井是解放后的新井,于1949年10月正式投产,当月产煤14125吨。

刚解放时的夏桥井、韩桥井还是沿袭解放前落后的采煤方法,工人手镐刨煤,木车推炭,资源回收率低,生产效率低,劳动强度大、各类事故多。到1952年4月,韩桥井回采普遍使用风镐和割煤机生产,使煤炭生产出现质的飞跃。当时,推行新的长壁式采煤法,一个采区每班配备一名原始记录员,我是其中之一,实行早中晚三班倒,工作面的工种有采煤工、支柱工、回柱工、运输机工、机械工、材料员、机电维护员、放炮员等。分工明确,既各负其责,又相互配合。

记录员上班后,要和班长一起与上一班班长交接验收,要在工作面及材料道、溜子道实地交接生产、安全情况。我要对全班出动人数,工作量(出煤量、使用材料数)条件变化(淋水、煤层中有无矸石)、安全情况等,一一填表,记录在案。

记录员上井后要及时将有关记录情况整理后,按照矿计酬办法做出工人计时、计件工资表,上报矿财务、工资、计划部门,据此核算审定,定时向工人发放工资。

三、学习写稿

我刚参加工作时,正处于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运动时期。那时煤矿工人积极性很高,劳动竞赛、增产节约活动热火朝天,广播、黑板报等宣传形式有声有色。在下班之后,我受工区党支部、车间工会、矿工会之约,帮助工区、小组编写爱国公约、增产节约计划、总结。采访矿工顽强拼搏、奋战煤矿、超产创新的先进事迹,出黑板报,向矿广播站投稿,广泛宣传。那时,我的班后假日时间几乎全部投入到这里面,从而,经常受到工区领导的表扬。

当时,贾汪矿工报,徐州工人报(后改为徐州报)、新华日报记者,如成河、锁克勤、胡松龄、顾爱堂等来矿采访时,常到基层向我了解情况,同时给我讲解当前宣传报道的要点,提示可写的内容,教我写作方法。在他们的鼓励和支持下,1952年11月11日徐州工人报第一次发表了我写的《贾汪煤矿杨茂立小组安全工作做的好,在困难情况下两年来未出事故》的报道;1953年1月,新华日报刊登了我写的批评领导官僚主义作风的文章《韩桥煤矿爱国三队没有完成生产计划的原因》,受到矿领导的重视,加以改进。从此延续多年,我坚持向各级党报写稿,反映基层新人新事新情况,多次被评为先进通讯员。

四、参加业校学习

解放如期,贾汪煤矿矿工队伍中90%为文盲,干部队伍中60%为小学文化 。为提高矿工、干部的文化水平,1951年3月,贾汪煤矿决定在大泉村筹建文化学校,在夏桥井定员的工人中,选出1000余人参加筹建。

在筹建文化学校中,坚持白手起家,勤俭建校的方针,没有机械运输,全靠工人从十几里外的韩桥挑砖运瓦、从东山扛石头、烧石灰,盖房子,垒围墙,经过三个多月的艰苦奋战,在大泉村外,东山脚下的荒野里,建起了平房600多间,当作教室和校舍、食堂,砌筑片石围墙800多米。从徐州招来教师20多位,于6月初,挂起了“山东煤矿贾汪工人学校”的校牌(当时贾汪煤矿隶属山东)。又从建校工人中选拔了几人,补充教师队伍。其他参加建校的工人则成了带薪学员,办起了从“扫盲”班开始的文化学校。

除举办正规的脱产的文化学校外,夏桥煤矿、韩桥煤矿、局机关又筹办了不脱产的业余文化学校。为响应党中央关于“向科学文化进军”的号召,1954年,我先后参加了韩桥煤矿、夏桥煤矿的业校学习,分别学习了初中文化和煤矿技术等课程,学习时间均安排在上班前,每周4次。教师有喻光振、崔仲鸣、许思漠等,其中,韩桥煤矿职工业余学校教师许思漠因教学成绩突出,于1956年8月,赴京参加了全国煤矿业余教育积极分子代表会议,受到了毛主席的亲切接见,广大工人通过刻苦学习,不仅增长了知识才干,也锻炼成长了一大批基层干部,为以后新建矿井储备了有用人才。

五、调任矿办秘书

随着煤炭生产的不断发展,韩桥煤矿机关科室需要充实人员,重点从基层中挑选既有实践经验,又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的青年。我因担当井下记录员,熟悉井下生产,又热心宣传报道,有一定的写作能力,从而被组织上选中,调进矿办公室。

从1953年8月起,我先后担任矿办文书、秘书,曾与矿长孙纪山同在一个办公室办公,我的工作十分繁忙,要及时掌握全矿煤炭生产各项数据,起草月、季、年度工作计划和总结。又要拟定各项文件上传下达,筹备各种会议,做好会议记录。还要处理来信、接待来访,以及领导交办的各项事务。工作不分白天黑夜,有时连节假日也得加班。彼时,年仅21岁的我成了一名矿上中层干部,精力充沛,上进心强,虽然累了点,但心甘情愿。不计报酬,无私奉献,是那个时代的主旋律。

许多与我一起从基层选拔上来的工人,由于党组织的大力培养,加之个人不懈努力,有的提拔至矿、局重要领导岗位,如张文敏调进矿团委,张洪鹤调进矿生产调度室,后来任徐矿副局长。更多的夏、韩桥煤矿干部,后来成为新建矿井中的领导骨干。

六、入团入党

建国建矿初期,广大青年投身到祖国的煤炭事业,个个以矿为家,以煤为荣,听党的话,跟党走,奋发向上多贡献,成为那个时代的最强音、主色调。我入矿后,在党的培养和教育下,一心扑在工作上,对党组织各项号召党在前头,对党组织布置的各项任务积极完成,先后被评为矿级劳模、局级先进生产者、防洪功臣、徐州工人报先进通讯员、文化学习积极分子等,各方面都要求进步。1952年11月,由所在单位爱国三队团支部书记张建福、团小组长张本忠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55年6月30日,在矿办公室工作时,由副矿长王井全、秘书徐敏堂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当时,我年仅20岁,这是我在青年时期锐意进取、积极向党组织靠拢的标志。

在入党预备期转正之时,1956年6月21日,矿党委书记刘彬亲自找我谈话,对我进行党的宗旨使命、党员标准的教育。并当面指示我的缺点与不足,勉励我要加强党的知识和业务学习,提高政治思想水平,增强工作本领,不能常坐在办公室,要多深入基层,多总结典型材料、以推动全矿工作。这次谈话、让我印象深刻,为我今后更好地开展工作,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七、下放锻炼

1957年,贾汪矿务局号召机关干部下放锻炼,我积极响应,报名参加。我的女友刘玉兰在动员大会上作了表态支持发言。在集中学习煤矿保安规程、规章制度后,我与局选运处副处长张茂荣、矿宣传科彭爱民等10人被分配到韩桥煤矿修备工区。12月2日,该区支部书记王宗长到学习班迎接,工人在工区办公室前列队欢迎,工人代表致欢迎词,并为每位下放人员指认了结对师傅,我的师傅为六级工庄志君。

下井劳动开始,工人师傅对我们关心备至,劝我们不要过分劳累,说“时间长了,你们撑不了”尤其是关心我们的安全,如参加拉马达时,担心一拉一放压着脚,让我在绳子后边拉;打水沟时,为防止伤手,对如何撑钎子、如何打锤,反复交待正确方法等等。从而确保我们的人身安全和工作顺利。

在下放劳动中,我按照矿领导和报社记者的嘱咐:“三不忘”,即不忘向领导反映情况,不忘写稿,不忘帮助工区工作。于是,我向矿领导反映了工区有时存在窝工现象,我以《饭碗》为题,在徐州报上发表了小评论的文章,引起了矿和工区的重视,对工人管理加以改进。我还兼任工区团支部书记,在工前、工后会上,以快板的形式宣传安全生产和好人好事。大部分下放干部表现很好,工区干部评论说:“真没说的,和干人干的差不多!”

一个月的下放劳动,让我收获很大、进一步加强了与基层的联系,加深了对矿工的感情,为今后做好机关工作打下坚实的群众基础。

八、经历整风运动

1957年起,全国开展了整风运动,1958年1月20日,中共徐州市委召开一届二次党代会,贯彻中央三中全会和省党代会精神,部署整风运动,号召与会代表大鸣大放。

我作为贾汪代表团的工作人员参加会议,参加小组活动,负责小组会议记录,向大会秘书处汇报情况,编写会议简报等。在鸣放阶段,市委书记陶友亮要求代表消除顾忌,畅所欲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坚决地放、彻底地放。贾汪煤矿的代表劲头十足,认真座谈,专题讨论,贴出了内容充实、标题醒目的大字报。文化不高的鲍长君、鲍长治、包兴隆代表也不示弱,写出了大字报,对市委、市级机关及有关部门提出不少批评意见。经过20天的鸣放,共贴出大字报3715张,大会认为基本“鸣足放透”,然后,转为辩论、分清是非和整改阶段。

市党代会后,煤矿基层单位贯彻了会议精神,开展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运动结合“反铺张浪费、反右倾保守”,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引蛇出洞”,再归纳群众意见、制定整改措施的同时,初步确定有“右派”言论的对象,召开大会、小会,发动群众对重点对象展开“说理斗争”。最终,贾汪矿务局划定“右派分子”106名,他们分别被撤职、遣送农村,或下放井下劳动。整风运动不仅毁掉了这批干部、知识分子的一生,而且殃及了他们的家人。1978年后,根据中央指示,本着“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经一一复查,全部作了改正,对其工作、生活待遇,根据政策作了妥善处理。

后来,徐矿煤炭生产逐渐向东、西部扩展。1958年8月1日,我从韩桥煤矿调动大黄山煤矿党办工作。从此,开始了我的人生新的征程。

 

【作者简介】 解民溥,1935年生,1951年在贾汪韩桥煤矿井下工作,1953年任韩桥煤矿办公室秘书,1958年任大黄山煤矿办公室秘书,1965年调任贾汪“煤干校”办公室秘书、主任,1987年兼任校志办公室主任。中共党员,1995年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