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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四清运动”

所谓“四清”和“四清运动”,是指从一九六三年开始,到一九六六年年底在全国城乡搞的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因为这次规模较大的政治运动分为两个节段,也就是两个时期。六五年上半年以前为“点”的教育,贾汪人称为搞“四清”,对于上级派来的工作队称为四清工作队。下半年到文化大革命初期为“面”的教育,这一阶段才被人们称为社教运动,也将工作队称为社教工作队。

由于我曾参加过四清运动中的各种活动,又在后期担任过对四类分子的直接管制人,为了能让更多的人了解那段历史的详情,笔者愿将那次运动的发动形式,以及对贪污分子的处理方法,特别对四类分子的管制程序作一书面回顾。

四清运动分两个阶段进展的,前阶段主要是清工分,清帐目,清仓库和清财物。后阶段转为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和清经济。工作队采用的方法是发动群众,宣传党的政策,组织骨干力量,对各个项目认真排查。通过排查对比,首先发现了一些不合理的工分发放制度,也就是那些常年拿固定工分的偏高现象。这一类人虽然都和干部有着密切关系,但毕竟是群众,纠正了对这些人不公平的待遇,也许是后来把运动说成“扩大化”的原因。通过一个时期对各种帐目的审核和群众的反映与财物的清理,也确实清查出了一些干部的贪污现象。

由于国家刚经过几年的困难时期,不少农村干部有程度不同的经济与作风问题,因此上搞四清是符合民意的。但是共产党的政策历来都是宽大为怀的,干部犯错误毕竟是人民内部矛盾,除了对一些作风上与经济错误较严重的,与地、富分子划不清界线的干部撤消了职务,对于一般的贪污以及平时的多吃多占,只作退赔处理。所谓的退赔也就是落实了贪污的数目以后,用生产队里的分红作为分期退赔。例如我们生产队的队长,就经过了好几年的时间才赔清贪污款。

所谓的四类分子就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虽然随着运动的深入开展,将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所划的右派分子也纳入其中,成为当时流行的说法;地、富、反、坏、右,简称为五“种人”,代号为牛、鬼、蛇、神,但那只是运动高潮时期的偏激说法,从长远的观点看来,四类分子才是真正的阶级敌人。

社教工作队进村以后,为主的是抓阶级路线的教育,据说那时候中央上层发生了分歧,认为从上到下都出现了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妄图在中国搞复辟,因此把抓阶级斗争当成了头等大事。

在农村搞运动,历来都要让四类分子过过刀,而这一次的社教运动更是直接搞定这些人的,因此一开始就以打人民战争的方式,按照策略,分步骤的进行。

教唱歌曲开展忆苦思甜

社教工作队进村以后,农村很快流行了两首歌曲,一是少年儿童从学校学来的“工作队下乡来”,另一首是向广大群众教唱的“不忘阶级苦”这首歌控诉了旧社会地主逼死了爹爹,抢走了娘,变成流浪孤儿的惨状。即使再硬的汉子,经过几遍教唱也会泪湿双目,甚至泣不成声。等到后来大部分群众都会唱这道歌,便开始忆苦思甜活动。

忆苦思甜有两种方式,一是请老贫农讲家史,二是吃忆苦饭。讲家史就是回忆旧社会所受的苦难,作新、旧社会的对比。不过就忆苦思甜来说,也曾闹过几次笑话。因为一九五八年由于多方面因素的造成,我们这里吃粮很困难,致使很多年以后,人们还把这一年当成了挨饿的代名词。因此很多人忆苦的时候就会提到五八年公共食堂缺粮,来年春天人们得浮肿病的惨状。每年这时候,工作队领导便会出面制止,把话题往旧社会上引导。虽然当时的场面还保持着严肃的气氛,但是过后想起来总觉得可笑。

至于吃忆苦饭,那是当年所有搞忆苦思甜单位最流行的一种方法,搞一些树叶或野菜,将它做成苦涩难咽的食物,向青年人讲述这就是旧社会穷人家的吃食,达到的目的是吃得越苦越觉得新社会甜。

召开批斗会

批斗大会一开始都是全大队统一召开的,后来也有各生产队自行组织的。大队批斗会一般都有三、四个四类分子,一人挨斗,几人陪斗。在会议正式开始之前,不忘阶级苦这首歌早以有人指挥着唱了多遍,唱得老年人心里很是酸楚。青年人虽然没受过旧社会的苦,但那如泣如诉的“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世世代代不变心,永远跟党闹革命”的歌词,也让进步青年的热血沸腾,充满了对阶级敌人的无比愤恨。正当大家满怀激情满腔怒火的时候,主持人下令将阶级敌人带上了台。立刻群情激愤,口号声阵阵,如同电影里声讨黄世仁与南霸天时的情景,令四类分子们不寒而栗。

主持人简单地将挨斗者作一番介绍之后,便让他作罪行交待。这时的挨斗者会把解放前的家境作一番陈述,列举几条当年欺压穷人的事例,承认自己有罪,愿接受劳动改造。

群众批斗四类分子有两种方式,一是由老人揭露当年受欺压的事例,二是由青年人发言批判。有些老人说到旧社会受剥削压迫的现身说法时,甚至是声泪俱下。当时在批斗一个地主分子时,有一个中年妇女揭露当年去地里拾庄稼,曾多次遭受这个骑在马上的地主少爷用皮鞭抽打。当说到伤心处理,竟冲到台上猛地抽了他几个耳光。更有甚者是大队批斗一个地主分子时,竟有人将他的胡子拔掉一撮,顿时下巴血淋淋的。那时候,自“点”的教育以来,农村中涌现出一大批进步青年,这些人在批斗现场不光带头呼口号,更是涌跃发言,严肃地将四类分子的罪行提到阶级斗争的高度上去认识,以毛主席的语录为武器加以批判。

召集四类分子训话与义务劳动

经过一个节段群众性的揭发批斗,罪恶较大的地主分子在旧社会的剥削行为都曝了光,一些小型四类分子也都亮了相,作了陪斗,下一步便是召集训话与义务劳动。训话就是规定每星期有几天时间集中在一起,上午由工作队负责人上政治课,下午义务劳动。政治课首先是学习毛主席论阶级斗争的语录,要他们认清形势,只能是奉公守法,老老实实接受改造。若是谁家中存着谁分了房子,谁分了地的变天帐,要主动交出来,党的政策历来都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只要表现得突出,就可以摘掉四类分子的帽子,受到和贫下中农一样的对待。

经过一番训话和轮流表态,下午便开始劳动。义务劳动就是田边地头需要修修水沟,垫垫路面之类的活,在当年都是要召集四类分子干的。那时候的生产队如有打扫卫生,扫大街之类的活都是要四类分子去干的。有些四类分子为了显示出良好的表现,争取早日摘掉帽子,也会主动找些眼面上的活去尽义务。

六十年代的农村虽然有了小型轧面机,但并不是很普遍,古老的石磨仍然存在。有的生产队为了减少开资,会让四类分子抱磨棍为队里的牲口拉料。所谓的拉料就是将黄豆参杂着一些秕粮食与糠皮,用大锅炒黄了,在石磨上碾碎喂牲口。令现在人难以理解的是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连几岁的孩子都对四类分子充满了敌意。每当看到他们在推磨,总有几个孩子在一边唱儿歌。当时的儿歌是这样的唱的:白菜帮帮白菜,地主推磨比驴快,又省麸子又省料,又省屙洒垫磨道。这首歌和当年的“八月十五炸丸子”,“布票歌”“食堂歌”一样听起来并不像几岁孩子的作品,但却从没见过什么人在教唱。

成立治保小组制订请示汇报制度

大队是哪一年成立的汉安保卫组织,笔者已是记不清了,只记得很早就有个治保主任,负责一个大队的治安管理。而生产队成立治保小组却是社教运动中的创举,实际上是队委会的一班人。队委会是生产队组织的有种地经验的老农,是队长抓生产管理的参谋人员。给这伙人挂上治保小组虽然只是个组织名号,但是由大队工作队任命的治保组长却担负起了直接管制四类分子的重任。

治保组长为每个生产队一名,当年我们大队为三个自然村,十四个生产队,也就是十四个治保组长,本人也是这十四个名额中的其中之一。我们这伙人都是二十岁上下的男女青年。当时的四类分子早已经过了群众的批斗,也经过了工作队的训话,并没有多少事要我们去做。我们的任务是监督他们,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并且要遵守请示汇报制度。当年为四类分子制订的是一请示,两汇报制度,一请示包括赶集上店和外出办事,必须向治保组长请示,获得批准才能出行。两汇报是家中来了亲戚朋友要立即汇报,其次是正常情况下每星期作一次总结汇报,内容是一周所做的各种事务与人事交往。

我曾经管制过一个反革命分子。我们生产队没有地主富农,仅有一个反革命分子,安排我来管制。他是我的远房本家,按照辈分我称他为三老爷。据说他年青时和土匪马子为伍,偷盗、抢劫、拐卖妇女,干尽了坏事,“镇反”时被打成反革命坐了牢,六十年代初才出狱。

虽然时光已经过去五十多年,但我至今不忘当年的反革分子第一次向我汇报时的情景。在这之前,他只会把我当成少年小伙看待,如今却在我面前点头哈腰,一脸的讪笑。我顿时感到了责任的重大与神圣的使命感。

第一次的接触很简短,打过招呼便进入了正题,他直接了当地阐明是来汇报思想的。他所汇报的内容是说这次运动对他的教育很大,认识到了自己曾经是罪人,今后一定遵纪守法,认真接受改造,争取早日摘掉帽子,重新做人。同时还特别保证今后一定按时向我汇报,接受我的监督。见他说得很全面,我只简单的提出几点希望便打发他回去了。从此以后,他每星期都来向我汇报,由于没有什么亲朋来往,需要赶集上店也都向我请示。

经过一个节段的工作以后,大队便召集我们治保组长开了个会,会议由工作队高指导员工主持。由于这次会议主要是让大家发言,畅谈近日管制四类分子的体会,因此会议开得很活跃。不少人都列举了四类分子执行请示汇报制度的事例,特别有人提到曾经的恶霸地主连闺女走娘家都立刻来汇报。当时从十几个治保组长的发言上,不难看出全大队的四类分子都能老老实实地接受改造,认真执行请示汇报制度。等到每个人都兴致勃勃地发言完之后,高指导员作了总结。他首先表扬了这一节段大家都能认真负责,工作做出了成绩。然后着重地讲了如今的四类分子为什么会这样守规矩,完全是因为政治运动的开展,人民群众都充分发动起来了,提高了阶级斗争的觉悟,共同揭批他们的罪行,至使他们不得不低头认罪。但是阶级敌人是永远不会真正的老实,比如六二年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时,就有不少地主分子带领子女去指认地边,并向贫下中农公开地言语挑衅。他讲了很多,大都是引用毛主席论阶级斗争的语录,说明阶级斗争的长期性,要我们把管制四类分子当成一项长期的重要任务。

自从生产队的治保组长上任以后,这是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的组织活动,因为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开展,造成派的造反活动愈加猖狂,已经把大队和生产队的所有干部都当成了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工作队的队长和指导员也象四类分子一样,站在台上被造反派批斗,党的基层组织无法召开任何的会议与活动。在这段时间里,我不知道其它生产队治保组长活动的情况,只是我对那个反革命分子从没放松过。虽然那时候闹得工厂停了产,煤矿停了钩,但是我们农村生产队还是坚持种地的,因此我每天都监督他下地干活。他倒是很自觉,始终坚持着请示汇报制度,从不间断,一直到一九六八年我当兵离家。